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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渔民子弟，『退休』一词在我听来很共产主义，但我认为它与无产阶级难有关联，即便是间接的。

比如我的父母，如今年过六十，依然还得自个儿下地干活，打工糊口。他们与其他地方的近十亿农民朋友一样，离『退休』二字距离遥远。

当然，身为人子，不能做到让父母衣食无忧，令我羞愧难堪。可诚实点不打肿脸的说，我也不必找什么理由去掩藏个人的无能，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事算不上不孝。尤其是对向来自力更生的人而言，没给社会带来麻烦，已是万幸。

我不打算抱怨什么，至少在法律上，这种抱怨也不会得到回应。即便是嫉妒心在作怪，那也只是偶尔几秒钟的不爽而已。

如你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四条曾明示：『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对照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我也不敢对这条规定有太多想法。换个乐观的角度去想，继续保持『让一部分人先退休起来』至少也说明这社会没在后退。没有后退就是进步，我以为。

如果要加点阿Q精神，也可以去古诗里找些平衡。

比如说，唐人武元衡曾在《酬李十一尚书》中写到，『时景屡迁易，兹言期退休。』大意是说局势不稳，该考虑辞官休息了（也只是清贫如武元衡这样的人才会有的念头，换其他官，巴不得乱世里浑水摸鱼才叫痛快）。

瞧，阿Q告诉我们，古往今来，农民是万万无官可辞、无职可退的，也就不存在『退休』一说了。你不能奢望那些从未得到过的东西不是？

不过，我还是想问：即便那些『退休』的人，有多少不是生存在『退而不休』的状态里呢？

一胎化政策、老年化社会、高房价、高物价、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同样前所未见的消费狂潮……有多少老人会舍得让孩子独自去战斗呢？

看起来，除非能做到『衣食无忧、与世无争』，否则，老人们只能是『愿退但不敢休』。

在这个前提下，再谈什么退休延期或不延期，又有多少意义呢？

昨天，“薛蛮子嫖妓被抓”一事引起热议。对薛蛮子而言，既然是名人，就得概括承受各种是非，谈不上冤枉。但公众们却似乎谈的太嗨，错了方向，跑题太远。

假设如大家所议，薛蛮子被人做局陷害，嫖妓之说不过是被其对手泼来的一盆脏水，有警告威胁之意，也有杀鸡骇猴之嫌。于是，本质另有原因，超出了嫖妓这个表象，谁能追究到底？到最后，不过是又一件无头公案，不了了之。

若只看表象，一个有点名气的，六十来岁的老男人，做了一件不合道德不合法律不合身份的事，的确该受点指责，至少“辜负”了在其粉丝群中所具备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对这类事的理解和判断，往往基于一个前提：偶像应该是个道德完人。

实际上，对粉丝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拿偶像真正当过道德完人，甚至，偶像根本就是一件可以两面穿的衣服嘛！

他们认为：在对偶像善行的传播上，偶像只是一个给他启发的人，前者唤醒了他的善心，使他跟随，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善人，并非受到前者的感化。在这点上，对偶像善行的认同，只是在帮助这位粉丝为其个人能力做一次背书而已。“我追随薛蛮子打过拐”与“我打过拐”，前者更能唬人，也更容易让自己得到满足。

另外，在对偶像恶行的批判上，粉丝必然会拿出一个道德完人的帽子扣住偶像，就像扣住一只不小心被他踩到脚下的过街老鼠一样，以彰显自身的好道德，不容被欺。

所以，无论嫖妓本身是个什么问题，都不是他们会关心的。他们关心的只是他的道德标准能在何时发挥作用罢了。

美国电影《The Campaign》（政坛混战）中有个桥段，候选人让一家大小各自讲述不可告人的隐私，以尽可能的避免其对手的陷害。而这些隐私，却又是些关乎道德的个人问题。比如嫖妓、偷窥、说谎等等。

所以，嫖妓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拿道德说事的人来说，似乎真的不太重要。就算我能说服大家相信“嫖娼是个人自由”，它至少也与道德脱不了干系。尽管我们只是喜欢拿道德绑架别人而不是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各种脏水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一个道德品质不好的人，难道不该受到质疑吗？谁敢回应个“不”字呢？

可是，道德问题就是一个公厕，连苍蝇都能插上一脚。谈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昨天，有位网友告诉我，他计划近期去安庆祭奠海子。

晚些时候，我翻看吕露新出的诗集《望我天真如初，愿你善良如昨》时，也注意到第一页记着海子的一首诗：『我相信有人正在慢慢地艰难地爱上我，别的人不会，除非是你。』

可能是我身份证上的地址，架构了我与那位网友的『关系』。他可能认为，作为一个安庆人，或者一位怀宁女婿，我应该对海子有更多敬意才对。

而另一位诗人，是我默默关注的对象之一。但也因为在同一个时刻发现了海子的诗，让我觉得冥冥中我们三个因为海子而可能有点什么关联。

可惜，我对海子全无了解。那位网友也与海子不熟，不过是一种陌生的怀念，莫名但却温暖。正如我对后者的关注，我会想，能喜欢上一些文字，已经有缘。

我想到『祭奠』这个词。在它面前，关于是非黑白的辩论真有意义吗？

若翻看历史书，或不小心在哪一辆公交车上瞄了一眼移动电视，你会注意到昨天也是日本战败日。可当天早上，依然有190位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对此，中国人照例提出抗议，我本人，照例对日本多添一分仇恨。

不过，我似乎也能明白，我们不至于对『祭奠』本身会生多大的气。否则，我们就不会承认中曾根康弘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要知道，他在职参拜靖国神社的次数比小泉还要多上四次。可小泉那厮命好过中曾根了吗？

令国人不爽的原因，可能来自那次侵略对中国人的羞辱和亏欠，也来自日本迄今为止依然强大，令国人自卑。而中国人的懦弱本性，更难令日本诚心认错。这些，都是国人清楚却无力扭转的事实。只是不愿多提而已。

每当我听到有人叫嚣着要对日本还以颜色时，我总期待有些大事情发生，就像那些需要靠行动完成的祭奠，你得走到战场上，才能痛击对手。

好吧，如果说这就是肚量，那今天的中国人，比起30多年前，要小太多了。

这个暑假，对朱注而言，太过沉闷。原本憧憬过的精彩假期，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做出调整，他也只好服从。

这服从，多半是在我面前的表现。至少芳不这样认为。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十岁大的家伙已经不在意我们对他提出的一些要求或规范。

我试着尽量平等的与他交流，让他理解父母亲的一些言行的用意。他口头表示理解，但行动未见改良。

为人父母，若想做的安心，看来也需时刻检讨。

有一则来自“浙江在线”的新闻展示了另一种『母爱』，新闻标题曰《心疼儿子早晨上班停车难 母亲每天骑车提前占车位》，已基本将事实阐述清楚，无需另说。话题在于，这样的母爱看起来不太正常。

不过，围绕着『母爱』，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但也能令旁人感动的故事可分享。比如，我会记录一些在朱注身上发生的事，正是为了他长大后可以体会父母亲的一些想表达但未必表达完全或正确表达的东西。

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共鸣，这则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围观群众发表意见，褒贬不一。有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也有说这妇人的儿子不够孝顺。但无论各位说出多少本《新道德经》或《新弟子规》来，这母亲必然还会一如既往的为儿子做其他类似的事情。

大多数时候，母爱是一种习惯。让你接受不了的，只是坏习惯而已。比方说这则新闻里的所谓母爱。

新闻还提到妇人的儿子是一名教师，围观者自然可以就这个身份，多一点议论。但结果必然让更多人不开心：让这样的人教育下一代，下一代岂不是会更糟糕？

当然，如果忽略『母爱』，单纯从民生角度去看，汽车越来越多，城市管理越来越难，管理者也越来越没有办法，民生越来越畸形……倒是另一种现实。

很明显，这前后交叉的关系脱离不得。我只能说，我们的生存适应能力还真不弱。

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某民国女子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好吧，如果大家认同这母亲为儿子占车位只是个人自由，那就散了吧。只是，莫冠以母爱之名。母爱，不该让人生气。

新闻报道，江西瑞昌的62岁教师『陶表功』，长期猥亵多名女童并致6人患性病。家长们找到市政府提出赔偿，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蒋贤智对其中一位家长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

蒋贤智认为，出于“保护”6名孩童的隐私，避免在公众面前受到二次伤害，她才有了上述言论。

简单理解下蒋副市长大人的观点，第一，隐私比尊严重要，如果你受了一些不便明说的伤害，你的“自我保护”只能是隐忍；第二，自救比他救重要。出了事，老老实实自己消化，别给政府添乱；第三，政绩比民生重要。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在这种状况面前，不自责治下如何纵容这等妖孽罪人的存在，反而起怪罪受害者，不是穿一条裤子的同伙，就是在其位不谋其事的寄生虫。

可以想象家长会有的反应，各位看官倒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位蒋副市长也有类似的遭遇才算解恨。不过，是什么让她能违背人性、母性说出这种混帐话来？更可恨的是，当地的教育居然由这样的一个人渣主事，实在是不幸中的不幸。

外地人的围观或有偏颇遗失，但我总强调，道德底线是量化不得的，说出这种话的人，以为花个5万元就能像“消费者”一样买个太平其实是糊涂到家了。但官老爷的这种高高在上，只手之下莫非我土的畜生做派，该到动大手术切除的时候了。

当然，看官们也需理解这其中的羞耻与没尊严的地方，不过，并非蒋副市长的所谓母亲之见。

比如在呼和浩特，官员们搭台唱戏，你要上访，我给你上访办，你要见中央巡查组，我就给你扮钦差大人；再比如贵州普定县，18名新晋副科级领导上任前居然要“金盆洗手“，以彰显廉政，但看起来更像是强盗上岸；再看四川阆中，当地国土局劝慰民众，40年太久，只看朝夕，视民生如儿戏……

这各地的各种醉生梦死，倒也能看清哪些才是最羞耻最没尊严的事。而那些恰好就是他们的隐私，他们正在努力保护着。问题是，能捂到几时呢？

“盲点”是一个极尴尬的词。有时候意味着自由，有时候又意味着囚牢。JWT为某监控系统创意的一组作品，看一看，哪个角色更欢乐点呢？

现实生活里，就监工、越狱和抓贼这种事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是欢乐或轻松的。而这意味着“盲点”可能没那么不近人情。对某些人来说，因为有盲点，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说北京的一位父亲，想让9岁的女儿体验一把生活，陪着去什刹海练摊，结果被一群执法人员围殴……

还是北京，前几天，另一位母亲，带着2岁的孩子逛街，仅仅因为几句争吵，被人摔死了孩子……

有冷静的看客却问，原因是什么？是这位父亲犯了哪条法律导致被围殴，还是那位母亲，与人结了不共戴天之仇才为孩子招来了杀身之祸？

这看客无非是想证明，世上没有无理由的冤枉事。

不过，再问之前，他却忘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他的盲点，但不止是他一人的。

我们生存在一个连续的生活环境里，但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总是简单的看某个片段。有什么理由值得一帮人围殴一个人呢？除非那个人是贼是强盗。有什么理由让一个成人摔死一个小孩呢？除非没有除非。

这种状况，看完结果就不必问原因了，那种表面的因会让我们忽略真实的因，而那真实的因却一直都是我们的盲点，追求不得。

是的，你也可以幻想有一个什么人，什么制度，什么装备，可以监控甚至惩戒那些在盲点里嚣张的鬼魅。

但那只是幻想。一个连说句话都能让自己入狱的时代，怎么可能让你主宰盲点呢？

如果说，盲点里也有欢笑的话，那一定是流泪流累了。

我以前算是无神论，我父亲对我说，信一点鬼神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在谈论三观时，总有一个两段论，往往又总以“按唯心的说法”去表述自己。我不知道我纠结的性格是否根本就来自我父。

我开始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是在我读初中时，大概十四、五岁的年纪。每晚下自习课之后，若没人同路回家，我总会按外婆的说法解开胸口第一个纽扣，然后又朝头上看看，仿佛看见了什么一样，更重要的是，心真的就能安定下来，再黑的路也敢去走。

渐渐长大之后，我对神灵的理解与认知也略有更新，但大致还是信一点也无妨的做派。走黑路的时候，也照例来个那样的仪式。

好在我们能开口表达，说点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事。对自己无法解释的或者无法更改的事，也能找点借口去遮掩。另一些遭遇杀戮无法言语的动物呢？另一些默默滋生无人代言的罪恶呢？另一些赖活在底层惶惶不见天日的人呢？它们又当如何？去信点什么呢？

今天发上一组某NGO组织关于环保的系列创意，呼吁看到的人爱护环境。但现实如文案一样无力：“Just because you’re far away, doesn’t mean it’s not happening”（大意是：仅仅因为你离我很远，但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我不客气的理解成：爱莫能助。这呼吁也一样无助。

这让我想起了“举头三尺有神灵”这样一句话，并把它作为这篇博客的标题。我知道的，对于如何触动你强大的内心，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于这句类似诅咒般的安慰，我们也都清楚，只是为了撇清自己罢了。

一反常态，今年的央视315被非议更多的是批斗者而非批斗对象，如果说央视315更像是一场批斗大会的话。

让营销者或广告主关注的是，央视315今次曝光的所谓“网易、品友、传漾、易传媒、亿玛等公司利用用户隐私获益”之消息，让从业者该不该叫“屈”？

可是，央视不仅是媒体，更是权力，有冤也让你申它不得，这与被曝光的新闻一样令人反感。

央视报道说，通过记者走访发现，网易承认其能通过偷窥用户邮件内容收集用户数据，以此向用户推送精准广告，并准许第三方公司在其站内添加代码，获取用户cookie信息，以追踪用户上网行为。

在报道中被连根拔起的公司还有品友互动、传漾、易传媒、亿玛等自述依靠用户数据而生的精准营销机构。央视披露，这些公司拥有从3亿到9亿之数的巨量用户cookie信息。如果该数据没被故意夸大，那么其获取手段也该当质疑。

看上去，在中国，上网者并无隐私可言。但谁都不希望上网者戒网。

对普通的上网者而言，对其个人cookie信息究竟该怎么处理完全没有判断。换句话说，这是一场预先在门外设置好默认键的游戏，一旦关上了门，想出去已经迟了。由此，呼唤“隐私政策”显得更加迫切，要求互联网企业做好自我监管，或者至少允许上网者有知情权及选择权，以告知默认键在哪里。

去年年初，在美国也有一场关于“隐私政策”的热议。当时有观点指出，如果“隐私政策”得以落实，最终受到伤害的可能会是整个互联网业，尤其是那些有赖于在线广告的新创公司，将无法获得增长，对广告行业乃至涉及面更为广泛的经济层面造成负面影响。而上网者最终也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或便利。

当互联网无法靠广告模式获取生存能力的时候，它也无法提供新奇创意，而上网者的隐私权只会是个摆设。

另外，用户隐私对比精准营销也像是个悖论。如果政策规定不可乱取乱用用户隐私，那“精准营销”就不该存在。而央视的大覆盖“还”是王道？难道这就是央视的逻辑。

再回头看央视的偏颇。不久前还缠斗在“非法获取用户隐私”的360，在今次央视315晚会前的广告里却大出风头，被网友嘲讽花700万美元买来的黄马褂确实有用，还让360又乘机说了一个“360禁止跟踪保护隐私”云云的大笑话。

拨开乱云，正如杨伟庆所言，这场批斗大会，“更像是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精准营销的抱怨”。但杨说的不够直接，说白了，就是央视看不惯有人动了它的钱袋。

也许，这回是百度惹的祸，揪人心的222亿啊！

有一位女艺人，用她的民国逻辑来思考大陆的事，可以看作一个留洋归来的热心邻居，在教一位没出过方圆三十里的老先生，何为开明？

她说点别的，也就罢了，观念与环境倒也分割不得。偏她所言，落到最后却是价值观的底线：真话未必就能好听。

这里的“真”，当然与虚伪、修饰相反，容易理解但不易践行。

《老子》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大意指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道理，尽管未必合理。

教科书将这里的“真”译作“真实”，我更愿意理解成“本原”。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真实”未必是那件事的“本原”，真也可以是假，它发生过，但看起来就是没人能理解成一个样。

不纠结这些了。马上就要过年了，“私人媒体”也会暂停几天，于它而言，真实的只是文字，本原却是写字人的心路。

附上那位女艺人的原话，她是谁并不重要。

“如果我守法，您能不能保障我生命的安全。如果我纳税，您能不能保障我劳力的付出不被贪腐夺走。如果我以您为荣，您能不能成为那不可置疑的光荣。如果我爱您，您愿不愿意听我说几句真话，而不是好话。”

如果谈“美好”的话题，“春晚”本该有份。单单这个词来说，寓意凄美，诗意满溢。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写到：“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大致是副追忆似水年华不得的心境。不过，今天已无人再借“春晚”感叹光阴虚度。这个词换上了新装，成为新中国娱乐的第一记号，却不再美好。

如果你愿意回忆第一回央视“春晚”，你该感叹“电视”这种媒介的新奇。一个小方盒子里面，却有精彩的世界。可等你看到第N回“春晚”的时候，你心里只剩下疑问，还是那几张老脸吗？还是那几种说笑吗？还是那些个桥段吗？怕是早就为他们吐过好多回了吧！

若想这种感觉能淡点，就该重新认识理解“春晚”这个词，至少让它比老师、小姐、英雄、公仆什么的早点投胎，重新做“词”才对。

想象一副好场景吧：春日里，斜阳下，远山近水，把赏几页闲书，管它风吹帘动，花插絮飞，已是不怕“奈老何”了。

近期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事情应该包括这桩，绝不输于让人心烦的傅苹女士血泪史。可北京远在北京，雾霾却已密布13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能遮住4个德国。

霾，语出《诗•邶风•终风》中的一句“终风且霾”。当代人非常有爱的将它译作“狂风席卷扬尘埃”，这豪气听上去与“醉卧沙场君莫笑”是一个意境，仔细想来倒也有几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哀！

若请公知们出面总结这局面如何造成，怕又是一场无休止的论战。斗嘴容易，却始终解决不了问题。换老百姓，就算将“霾”理解到“埋”的境界，也没几分现实教育意义。

大家都务实一点，可伸手去做的，无非是各种节约，各种环保。诸如电灯少开一盏，电脑少用一天，电话少打一会，出行尽量搭公交云云，能喊能做的也就这些，能做好能长久的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可问题是，当真做好就能除根了吗？那些制造问题的家伙们哪里去了？他们是不是该负点责任，至少从现在起能被管理起来，不再犯错！

好吧，谈到治标又治本的问题，似乎又绕到另一件论战上去。我们吵吵了5000年，脑袋一代比一代糊涂，眼光一代比一代局限，莫说是北方的霾，即便是南方的雾，也迟早能蒙瞎我们的一双眼睛。

新闻里又在提陈光标，看来做他的员工还得有韩信的本事才可以。被老板绑架的日子应该不太好受。至少我就不喜欢有组织的被组织去做好事、学先进什么的，除非老板给个盒饭钱。

我曾打听过群众演员的行情，大约50元一次的水平，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戏，这一天的成本就是700个亿。不过，演到后来，有的人成了角，有的人依然一天50元这么熬着。陈光标的员工们，可能还得继续熬着。

不过，不拿车马费费劲跟着光标哥的这些记者们真够奇怪的，是吃剩菜叫节约还是不剩菜叫节约？这应该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吧？偏偏就没人回答？还好我不让朱注看这种新闻，免得他怀疑不吃剩菜的陈光标就不是一个好记者。

可记者不是群众演员，也不是陈光标的员工，陈光标新闻奖不可能比新闻伦理更重要，多少得装着点端着点吧。

话说回头，自从年初陈光标花20万重奖了一名记者之后，各路媒体头牌、站长、首席啥的心理难免失衡，但这些靠码字谋生的家伙真的以为自己比陈光标更懂传播吗？

我看还是省省吧！

道德和责任心不是用来装的，作为尚未解决基本幸福的人，有份工作不失业就是最大的责任心，不给政府添麻烦不让小家庭出乱子就是最大的道德，至于学什么雷锋、做什么超出个人职责范围之外的善举，我看是不必要的。出大于进的事，于上于下都不合理，更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我这通唠叨，是因为武汉晚报的一条新闻，让我哭笑不得。你能说这个保安善良么？好吧，即便是遵从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要，我也只能说大概是吧。但我坚持认为，一个愿意在腊月的凌晨3点起床为你开小区铁门还不带一句埋怨话的保安才是一个好保安。诸位保安对照这点去做，全国小区就全幸福小区了。

或者，我想表达，所有底层民众对富人的示好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仇富”这种事不可能在“博爱”之前消失。难为了这位保安蹲守一夜的委屈，也难为了媒体为了一句不存在的“谢谢”而愤概呼吁，更难为了围观者们只能用有没道德做个区分。

当然，有人可以理解成只有我才是真正的仇富，如果对象是一位下岗女工，不慎将救命的几千元钱遗失在停车场，然后这保安蹲守一夜侯来失主……或许，我就会大声叫好了。

我想我真的不会去骂。如果你有点生活经验，如果你理解贫富差距，你就懂五万元钱对于穷人的意义是全部，而对于富人的意义是……没有意义。底层的人们，若有闲心，该照顾好跟你差不多的人吧，那些上层人自有他的潇洒，就算也有痛苦，但不会像我们，每天为了柴米油盐挣扎，犯不着跟着他们凑热闹。

电影《死神来了》居然陆续拍了五部，我只看过前两部，便断定续集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剧情来表现相同的恐惧罢了。换句话说，我对恐怖片的理解有限的很，那些在我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虚假而遥远，又因遥远而难以勾引我对它的念想，靠想象谋市场的电影面对我这样的观众也只能是无语。

不过，有时候，我又觉得玩笑话未必没人当真，比如战神真的会来吗？如果他来了又该怎么办？

12号下午2点左右，一颗名为”战神”的小行星将运行到与地球距离690万公里的位置，目前”战神”正以每小时35000公里的速度飞来。美国已将”战神”列为潜在危险，但专家称”战神”绝不可能撞击地球…… 距离690万公里，时速3.5万公里……需要197.14小时到达地球，也就是8.214天，也就是12月21日一早……

不管怎样，有些巧合看上去挺有趣的。要不，就实在是这个世界太大太复杂，每天发生的事太多太多，以至于让我们用一种预设的立场去看待的时候，它真的好像就像是被演过的那样。这预设的立场，能让你将过去没有关注的事情放大来看，又将这些放大过的事串成一串来印证那个预设。

这本身是有趣的，尽管谈及的话题并不那么好玩。为什么谈的是末日呢？来点外星人访问地球该有多好？或者来点新预设，将人类的起源设定在海洋的深处，然后，诸位探险者和科学家可以踏遍万水千山去寻找证据，找希望要比找末日好玩的多。

我也该去找点希望，如果我觉得在凌晨4点起床本身就是一种有希望的象征的话，我更不该辜负这股热情，但我彷徨，不晓得如何面对失望。但我似乎也清楚，如果战神会来，就没有什么能叫做失望。是的，它也许真的会来。

创刊已100多年的法国《回声报》近期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称有49%的法国人认为自己是穷人或正在变得贫穷。这是当下法国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普遍认知？虽然去年有数据统计，法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都达到了3.1万欧元。而那个时候，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刚过1000美元。

如果拿中国农民来比较法国农民一定是自不量力，甚至，我也不确定在法国，农民到底属于什么样的阶层。不一定会像我们这边的农民那样没地位，等着国家扶持接济吧？就算我错误的用中国人的认知去理解法国，但有一点还是能明确的：整体来看，法兰西人比龙子龙孙们有钱的多。

不过，在央视上的中国，国民的幸福感却是空前高涨，这让我有理由相信，贫穷与幸福是可以被分割的，就像我们神奇的友邦朝鲜那样乐观。换句话说，中国人不会因为贫穷而觉得不幸福，法国人也该不会因为贫穷而失落什么。从这个角度去看，《回声报》大可不必担心什么。

至于幸福感，有朋友告诉我，“庸人自扰”是不幸福的根由。但我悟性低，对“扰”的程度拿捏不准。是担心有了上顿没下顿？还是说投资10来套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要如何协调银行贷款才算自寻烦恼？我这样的庸人不晓得多不多？

或者国人的幸福感来自羞耻心？我理解的羞耻心，不大适合在这里讨论，谁还没点不堪回首的过去呢？这种“过去”，其实不是已经发生过了不可改变的事，而是一种善于“遗忘当下，以为一切都会过去”的本领，因为面子问题，又倚仗中国人特有的善良，将刚刚发生的痛楚轻易的压住心底。这时若走过来一位央视记者，那面容自然也是一副善良，口里会痛快的回应：我幸福的很……

这种对现实的暧昧，是新闻里每天都发生的，多多少少都在提醒我们，这依然是一群孱弱的、不敢正视自己的、自卑又自私的人，这样的人，与他们谈任何感觉都是奢侈或庸俗的。不是吗？

甘肃某村的一段围墙，近日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延伸阅读），大家都想讨论：谁在遮谁的羞？

与同为欺上瞒下的面子工程相比，遮羞工程要低调的多。一个县城盖一座有八个白宫那么大的政府办公大楼必然招人非议，可要是花点钱去建段围墙将某些“不雅”的地方圈起来，让领导们眼不见心不烦，似乎不该有什么争议。

之所以低调，在于它于上于下均无直接利害。对下而言，只是一个空间的隔断，老百姓依然过自己的日子，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必然也是如此，不等不靠不拿不要，正是老百姓的本色。对上而言，谁都更喜欢被修饰一新的新社会，至于是否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是少想为妙，和谐才能共荣。这上上下下，已不必关联，呈现出一幅被割裂的松散形态。

另外，从今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发，遮羞也是一种“理性”诉求。在张兰国籍门事件中，我们看到精英的分裂模样：一边在国内赚钱，一边又变换身份逃避应尽的责任，一边还大谈爱国主义。他们依然在代表着人民，只是到底用的是哪一种身份呢？更可笑的是，此事此人居然能让部分同胞认为“情有可原”，实在是理性遮羞的“成功”案例。

岂止是立在路边的墙？诸君去看看各种统计数据，对比下现时生活，是不是很难有勇气去质疑什么？瞧，这件皇帝的新衣，罩着的已经不止一人。

也许，我们只是用各自的方式遮自己的羞而已。

最近，有一些上海人称我们外地人是“外地蝗虫”，因为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侵占”了他们“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利益。对此，我个人表示很遗憾，因为我们，本地蝗虫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实在是显得我们不够道德。

比方说，我家小孩在上海读书，不是因为我连续缴够多少年的社保，而是靠着拉低本地孩子的人均教育水准而得的一个机会。我能理解这种“侵占”，原本可以吃30元的商务套餐，如今只能吃10元钱的路边摊，任谁也不好接受，对吧？……那谁能告诉我，过去的30元都吃了些什么呢？又有谁能告诉我，我们这帮外地蝗虫缴的社保在为谁服务呢？

我曾试图理解，那种因为出生地而有的优越感是什么样的一种快感，即便是说一句“阿拉上海人”都能令自己陶醉半天，那种感觉应该很棒很美妙，我猜。我也期待自己说“我是东至人”的时候可以更骄傲一点，但心底里却在告诉自己别那么肤浅，毕竟东至不是上海，对不对？或者还是清楚的明白：谁他妈在乎你是哪里人，你有价值才叫重要！

人该被分类吗？也许希特勒没有这样的疑惑。血缘？种族？地域？无论按哪一种方式区分，一定都会有个高下优劣，结果必然是对立与偏见。今天，你可以区分外地人与本地人，明天，你就要区分精英与垃圾，后天，后天你恐怕就没机会参与区分了。

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很有限，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这十多年来，我生活的状态也不算好，但并不渴求得到什么意外的东西。这也是大多数外地人的心态吧。我知道这只是为了生活，像是一种交换，用青春，换一碗可以吃的饭，用努力，换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有什么错呢？难道本地人不需要这样做就可以享受生活么？

荒唐的是，大家都在辛苦谋生，但却不习惯彼此信任，甚至彼此攻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我实在想不起哪位名人说过这句话，看到被网友翻出来的一段视频，张兰女士信誓旦旦的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在脑子里充满疑问：是谁教她的呢？

当然，那段4分钟左右的视频，我只看了不到2分钟便关掉，看着又一个道德表演家在出演成人道德情操片，一件一件把自己的衣服褪尽，任谁个正常人也无法忍受下去。

我问谁教她如此，其实也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换我，看起来有钱有地位，在今天的中国会不会考虑移民呢？虽然这个答案回答不了我的疑问。说假话，敢说假话，而且能把假话说给全天下人听。若不是有人教她，她如何能做得出？

诚实一点来说，一个人选择留与不留，只是他个人基本的权利，没什么好讨论的。一个游戏选择哪些人用哪些方法去参加，也是这个游戏的规则而已，更不用多议。人生长恨水长东，众人一时看不透彻。唯一遗憾的是：做人不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罢了。

我听过一句话，说无产者无国。我分不清这话的对与错，要知道能分出对错，对我们这些小民来说重要的很，是方向性的问题。但很明显，如果有产者如张兰们也无国的话，留给我的不止是方向上的迷茫了，更多了“我来自哪里，要去哪里”的混乱。

小民们整天战战兢兢，混个三五斗米，求个身体健康，图个苦里作乐，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的也多有人在，想必这就是造成如今这局面的根由？如此，他们这些榜样是想要教小民学哪出呢？

话说回来，我还是那个问题，到底是谁教的她？

最近几年，西班牙球员在英超很吃得开，比如切尔西的玛塔、托雷斯，曼城的阿奎罗、席尔瓦，曼联的德赫亚，还有我个人很喜欢的阿森纳的阿尔特塔和卡索拉。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估价，现正在英超混迹的主要22名西班牙球员总身价可达4亿2350万欧元。若按我朝的风格，人才输出一定要算在GDP里头。

这项估值虽不是真金白银，但也是一件值得西班牙人自豪的事情，从服务另一桩生意的角度来看，也为“新西班牙人”的荣光加分不少。

有媒体报道，西班牙政府计划向购买价值16万欧元（约128万人民币）以上住房的外国人提供居留权，以帮助削减过剩住房库存。该计划主要瞄准中俄市场，预计将于未来几周内获准。据称，西班牙住房为私有产权，无遗产税，外国人买房后，家人可在西班牙居住并享受当地人一切社会福利。

以不到130万的价格，在上海是要被赶到外环之外的。但在西班牙，这样的价钱可以买到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虽然并不清楚具体位置是不是也在马德里的八环、九环之外，但想一想，这个不到5000万人口的“小”国占地居然超过50万平方公里，买在哪里都是一片开阔吧。

单纯算价格，也许还不能打动国人。但对于热衷于足球的球迷来说，实在值得深思熟虑一番。这应该是一桩好投资，不仅仅是因为皇马、巴萨。仔细打打算盘，买了房子，全家移民西班牙，面子有了。再把孩子送到当地足球学校，拼着命熬进西丙、西乙，运气好的技术不错的，找个靠谱的经纪人混到法甲、德甲、英乙，运气不好的技术不济的，随便找个人就能往中超送，当年的投资也就全部赚回来了。

有人问了，孩子大了，进不了学校怎么办？你怎么就不开窍呢？你是西班牙公民了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有木有？大不了多花点时间等着呗，国内买房熬个20年不也熬着的嘛！

1996年，Panda熊天平与上华唱片签约，如愿由一名音乐爱好者成为正牌歌手。在这之前，是长达八年的辛苦等待，这令Panda备感折磨。所幸，隔年发行的大碟《爱情多瑙河》大获成功，之后的四年里，Panda更是一口气发片11张，获奖无数，数十首作品被万人传唱。

其中，《火柴天堂》是Panda不得不提的经典作品之一，它讲述着一个关于流浪、迷茫、等待及哀伤的主题。借由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背景，Panda将自己在音乐路上的各种遭遇统统倾诉（也有媒体指出，《火柴天堂》是Panda特别为一位华年早逝的知己而作—-在车祸中丧生的表弟—-以寄托哀思）。

当然，你知道的，我并不想探讨音乐。贵州的五个孩子肯定能让很多人想起这首歌。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想的，能做的，又能是什么呢？

16日早晨，贵州毕节有五名流浪儿被发现死于街头垃圾箱内，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约七岁。经当地公安部门初步调查分析，五名流浪儿可能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媒体还指出，15日，毕节当地最低温为6度，当夜曾下毛毛雨。

媒体也有“详细”报道，但不忍多看，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喉舌而已，做不得大脑的主。通过其他渠道发出的声音，有一些可实际操作的办法，比如为流浪人员捐衣过冬。也有一些除了表达愤怒别无他用的倡议呼号，比如惩戒贪腐、建立救助机制等等，但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有一些附带条件的虚伪的人道主义，比如说名人赵丽华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的“转发微博捐款”活动，一个“腾讯微博转发有效”的限制让我对所谓“公益”又多了一丝不屑。

庆幸的是，无论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好赖不计，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这种悲剧的发生，但大多数人也不得不承认：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已经崩溃，求助与被救助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起事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构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这五个孩子是“谁”？为什么会流浪？谁该管这种事？怎么管？

难道说，这个世界或有自由，若你只是为了活着，也许没人管你。有人说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比如Panda因为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但放在此时此地，会不会想说：活着就好。梦想虽然可以让生活发亮，但却不能延续生命，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于是，众人感叹：“孩子，愿天堂里没有寒冷！”一句善意的、更多意义上还是为了安慰活人的、看上去能让逝者一路走好的祝福！

实际上，不止这首歌，我能想起的还有何勇有一句歌词：“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杜甫也有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世界似曾相识吗？比之20年前如何？比之1250年前呢？仿若重演！

今年5月，因炫富闻名的“业余”模特郭美美驾驶的玛莎拉蒂，被中粮集团所有的一辆奥迪车给撞坏。随后，郭美美获赔修理费、车辆贬值损失约60万元。一起普通不过的交通事故，媒体缘何会大肆报道，生造出一个网络热点事件，让公众再次沉浸在全民娱乐之中。

这样下去，媒体实在没资格得到尊重，没有基本的新闻价值观，没有自己的报道原则，更谈不上对社会舆论引导的责任心，浮躁的流量换来冷漠的广告，留下麻木的知觉在空虚的社会躯壳里打转。

我对“红人”向来厌恶，各种微博或网络红人，无非是广告公司炮制的一个符号，一个诱导全民通向某种利益诉求的恶俗通道，在这条路上，拥挤的不是我们被娱乐的好心情，而是一群找不到北的、丧失思考力的、甚至显得弱智的行尸走肉，像信仰赶尸人的符咒一般，蹦蹦跳跳，煞是精彩！

普通人做孙子是迫不得已的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倒也可以理解。但你一群媒体都做那没来由的龟孙子才愿意做的事，实在与你的声名不符。求求你们，你们就装次大爷，报点我们竖拇指的事情吧！

有统计数据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中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

过劳死不是病，但流行的很，生活压力果真需要这么大么？有没有科学家、哲学家给出其他的依据来好让人觉得这生活没那么糟糕，比如说大自然被破坏了人的身体就变差了？或者说占有欲强了，便收不住性子去糟蹋这爷娘传的身子骨了？

我想不出哪怕一条理由去迎合这个流行病。从积极层面去看，过劳死的人多半该属于上进者，死的悲壮，但不合时宜。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基本逻辑都没搞清，就无谓牺牲，这算是给有特色的市场经济添砖加瓦么？

我得解释下，这个标题并没打算对这被归类的60万逝者不敬。其一，我怀疑这种归类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如何判断这些人的死因？其二，我不相信“过劳”是一种美德，值得用死去捍卫；

当然，也许像我这样懒惰的人，是无法理解过劳者的逻辑。我无法理解一个创业者从凌晨1点到4点一直活跃在网上，到了上午9点又能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因为我不欣赏“加班”的表象只是为了做给投资人看。我无法理解某个网店店主24小时甚至48小时不下线，仅仅是为了多卖三五斗，因为我掌握不了透支和预支的度。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注定没法过劳死，要死也是懒死。虽然我每天也没睡上几个钟头。

我已经不记得《丰乳肥臀》的细节以及何时读过，尽管我能偶尔想起《白鹿原》里的那颗黑枣来。莫言得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诺奖的高额奖金实在是令屁民仰慕。说句不见外的话，莫先生不打算捐出来搞搞公益么？

这一周来，都是12点之后睡的觉，除了抱怨睡眠不足，也想了解过去规律的生活究竟是被什么给带偏了方向？或者只是我缺乏必要的适应力？唉，我不再像小强哥那样坚强了么？

这段时间里，漫修她爸忙着去佩服鲁迅，我忙着在微博上找点乐子，我们都是在生活里清净不得的人？或者只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做着类似的事情，在某段自己无法表达的文字里寻找一种共鸣。

我说我与莫言先生也是有共鸣的，起码拿到手里的东西若轻松放下来便不容易。更何况当初拿起时也有那样的难。我在书报摊上看到最新一期的《外滩画报》有对莫言的专访，标题似乎关于写作。有点意外的是，这一次，我没有买。我带走了一本有扎克伯格专访的《商业周刊》。

大家都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莫言会成为一个符号，但受益的或者是整个中国的主流文化人，莫言身上的标签，会被大伙一个一个的复制；莫言先生的言谈举止，也会被大伙一个一个的传诵；甚至连莫言先生的作品，也要一次又一次的被印刷，好让大伙看到认同感和自豪感；然后会是各种学习班、讲座，由莫先生冠名或联合署名的各种文学奖。很快，莫先生会超过胡适、鲁迅、矛盾、路遥、陈忠实……或者早已超过，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将看到这种超越，多少会让人感叹“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写文字的有一个好处，就是摔不倒。除非被方舟子盯上，大多数时候，是相对自由的。如果你愿意抄抄写写，歌功颂德的话。但哪一朝又少得了这样的文人呢？

不过，做明星最大的一个坏处，就是迟早会跌倒，少有出现善始善终的。所以，明星式作家的最终归宿便是虚名多几分，才气少几斗。

如此，难有不同情的成分在这篇文字里的，酸气中不乏真诚就是了。

今天会有点尴尬，对我来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并不有趣，可生活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或被选择，眼光总要往前看不是。

说点好玩的，昨晚看了一段视频，司马南“老师”在海南大学被“不怀好意”的学生扔了次鞋子。我的反应与胡紫薇老师差不多，真可惜了那双鞋。要知道我上次听过被扔鞋子的小布什可是个人物，有些小角色就这样翻了身实在是败了兴致。

也有人叫嚣，说司马先生被扔鞋就是被暴力。我倒觉得爱因斯坦先生的相对论在这个时候可以派上大用场了。扔鞋本身也许是暴力行为，但要看扔的对象是谁。你总不该去烧一盘红烧豆腐去抗议什么吧？周星星先生可以试试在电影里加上这种桥段。

哦，忘了解释扯爱因斯坦出来有什么意思，我想说，鞋子与主子的关系呈正向，鞋主人的身份越高，鞋子的权力也会越大。你个小穷秀才，没拿鞋子踩你脸上要钱要命要前途了，你还扔个什么鞋子砸司马呢？

对鞋子来说，主子是个好东西，有时候死得其所，有时候死不瞑目。

因为爱国，国货这个概念被无限抬升，几乎被定义为一个正向关系：爱国就必须用国货，不用国货就不爱国。在这种逻辑之下，爱国成了比三聚氰胺、地沟油、假新闻更为重要的事，我不解若连自己都爱不好，哪里有机会去爱国呢？

我有理由相信，用买国货来标榜爱国只是一个商业噱头，依然是经愚蠢的媒体和无良的商人哄抬之后的闹剧。联想下现状，在一个绝大多数人的月收入不足3500元的国度里，不买低价货又能买什么呢？假如我告诉你，如果10万元既可以买奇瑞瑞虎也可以买美国JEEP，你当然清楚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什么。

因贫穷而买低价的国货，但又为面子计，也得为自己叫好，寻个高尚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那么多同志，共鸣起来容易……好吧，谁能解释与我，这真的只是一个阴谋论者的偏颇与无知？

若真想断了舶来品的生机，彻彻底底的做个有志向的人，难免会狭隘闭塞，谁会忘记初中历史课本上反复强调的清王朝是如何因为闭关锁国而灭亡的悲剧呢？我们今天用的汽车、电视机、电脑、相机、手机……又有几样现代文明的东西完全是某一国人的独创？这早已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了。

也有人要教导我，今天是日本做的不对，我们只抵制日货不去扁他们算是客气来的。这意思明显不过，我们想让对方知道我们生气了，而不是真的抵制什么。可是，我觉得还是海扁他一顿来的简单痛快呢！

我想起前晚我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图和一句点评（关于奇瑞汽车，可能是不懂事的基层员工做了一件让品牌很受伤的愚蠢事。我本意想提醒奇瑞，行销借势要看性质，不是什么路都可以走的），在短短3个小时内，被转发400余次，评论100多次。

我惊讶于大家对这件事的态度，是一边倒的责骂，诉求点都落在“爱国”与“发国难财”上，帽子扣的挺大，与我原本想表达的也没关系。这些评论及转发者里有很多是被认证的各种老总，难得大家想法如此一致，很难让我不相信会有更多的少有社会历练的人不去做跟随，可一旦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民意再汹涌又能代表什么呢？

好在我们这里少有“自尊”与“尊重”二词，奇瑞汽车的公关人员也大可不必操心这件事的负面影响，该买低价车时，你们依然是首选。除非政府税收的少点，油价定的再低点，学费收的再少点……若如此，你们就真的需要考虑考虑质量了。

据说有一种迷信可以帮懦弱的人对付仇家，只要拿根针去扎仇家画像，就可以让仇家暴病身亡。我是不信的，可周围相信的人渐多，不担保不被感染，生怕哪一天真去仰仗那做法，以为那才叫“抵抗”，可真是对不起打小积累来的满心勇气。

我害怕是因为我目前还知道那做法的荒唐与无益，但明天一过，态度转变，成了我今日鄙视的人，实在是想哭也来不及。或者继续愚昧，成为各好汉打砸的少数族群，怕也有那承受不起的重压。

这两天，西安、重庆、长沙、成都、青岛等地传来消息，私车被砸、日系品牌4S店被烧、日本人被打……这“日”子都不好过。无论消息真假，让我疑惑的是这些事为何会发生在这片土地而不是别处？我们的战场被谁从钓鱼岛带进了内陆？我们的敌人何时又演变成了我们的血肉同胞？

这就是一件让人想哭也来不及的事，爱国者们盗爱国之名逞恶徒之行，在身边虚构了一个本不该存在的战场，试图从中得到那些从钓鱼岛上、从日本人身上得不到的荣耀。这是对日本政府的抵制吗？这是对日本人的抗议吗？这能收复钓鱼岛吗？

实在没招，大家不如去试试那迷信的做法，回家去扎纸人，一天24小时86400秒，做梦都可以扎上几针，那就算真的抵抗过了，可好？

总比现在窝里斗要强不是？

又过去了一天，爱国青年们的愤怒依然不止，好在日本传出消息，终于发现有三艘钓鱼船往钓鱼岛方向前进，这让爱国者们松了一口气。所以说，上大菜之前，先来点开胃小菜，多少可以缓解下厨房压力。

朱注的老师要求去新华书店买本《同步作文》，孩子他娘买到手的分明就是一本盗版书（编者没用一点良心），于是我暗地里招呼朱注，还是多读读《民国作文》吧，那时候的老师是真正在教书的。不过，朱注并没领情，拿老师的话当圣旨，也算是现时教育的“成功”之处吧。

我小时候似乎也差不多，没人告诉我该怀疑什么，就算不情愿，也得按照大人教的去说去做，所以，今天做事做人与大多数人都差不多，没什么特别之处，别人抬手喊收腹，我也跟着喊收复，别人弯腰说挺胸，我也跟着装的挺凶，全没自己的认识和主见，指望我这样的大人去做点什么争气的事，难道不该怪你没眼光吗？

当然，我不该在教师节之后没两天就讽刺老师，老师们也希望自己能因材施教，然后桃李天下。可现时只要量产，抹杀个性，既然作文也是技术活，乱抄抄不如齐抄抄，也免了老师阅读上的麻烦。

再说了，这些都只是开胃菜嘛，好吃好喝的在后头侯着呢，且再等等。

有听过黄秋生唱歌吗？如果没有，可以到虾米上找一找，他翻唱的《Blowin’ In The Wind》，够格去“中国好声音”混混，应该有导师为他拍灯转身。不过，我相信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歌者，都不会用它来做利益的交换。我以为，每一遍《Blowin’ In The Wind》，只为启迪一群懵懂的心智。所以，今次想谈的只有两个字：抗议。这是它对我的启迪。

如果有人偷了你的东西，你至少该大声喊抓贼，这算是一种抗议。如果有人要强迫里接受他的想法，你至少可以走的远远的，这也算是一种抗议。如果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不能活，你至少可以拖他一起去阎王殿里讲讲道理，这也算是一种抗议。只是，我分不清的是，抗议难道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吗？

昨天，日本的政府决定正式“国有化”钓鱼岛（解读媒体标题，传递的意思很明显：日本一直将钓鱼岛当国内私产对待）。于是，我们的政府也很快发表声明，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让国人不明白的是，我们为何不主动的先做这件事呢？换句话说，我们这样做能解决日本那样做所带来的麻烦吗？

被动往往代表着懦弱，意味着不由自主，像狂风里乱舞的旗，呼啦啦的乱喊，却不过是风肆虐着旗而旗在呻吟。

对的，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那一个国家呢？

 

“十字路口，只有车，和一群散步的猪”

如果将这段话当成一部微小说去欣赏，不晓得能拍手的会有几个？不需着眼于它的文笔，只要环顾你的四周，我们任意路过的任何一条街道，无论是开车的人那种肆无忌惮的转弯，或是行人永远的乱穿红灯……那种心酸的体会就有了。

所以听到有外国将中国人列为“最不受欢迎的游客”之一，同胞们怕也只该低头反思。若真觉得冤枉，想大声反驳的，不如也安静一次，好好理解下外国人到底会欢迎一个什么样的客人。

我走过国内的一些地方，也在一两个城市有超过十年的生活经历，我真的愿意将第一段话当成一部微小说去对待。我也毫不掩饰对那些不讲规则的人的鄙视。如果我还愿意称他们做人的话，仅仅是因为他们也具备某些生理特征而已。

媒体在教育同胞这件事上没有起到作用。从满纸的公关稿上，我们看不到道德，看不到子曰过什么，看不到民不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国家对公民日常行为的规范有什么底线。

所以，当你看到李宗瑞、干露露成为新闻热点你不觉得可耻；当你看到表哥婊妹们微笑或吃醋你不觉得诡异；当你看到国民教育被推崇或被抵制你不觉得矛盾……它不可能将一群高等动物修炼出人、知礼成客。客，是人尊。

所以，无论在哪里，当你用一种低等动物去称呼同胞的时候，你总不可能得到什么优越感，那永远只是一种耻辱，我觉得。

如果说这社会就是一个娱乐圈，我看陈光标比赵本山更适合去做明星。论“忽悠”，陈光标要强过那个卖拐的数百倍也不止，光环不留在他头上，简直就是“亵渎”神明。

近日，陈光标买了美国《纽约时报》的半版硬广，表一回爱国心。同时也为国内的企业家们造了一尊“中国式爱国”的牌坊，逼得那群没悟性的MBA们要换换经营战略了。而有些尝到甜头的国际大媒体开始专心把广告卖给中国大款，谁让这人傻钱多且沽名钓誉自大自夸让行情大好呢？

陈光标买了《纽约时报》的半版硬广，赚了国内主流媒体的几百版软文报道，面子拿了，首功建了，里外里大赚。甚至连陈光标的公关人员都高兴坏了：这回不用搭上中华烟茅台酒伺候各路媒体妓者神仙了。

很明显，我并不反对陈光标们这样去做，如果他们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对得起老祖宗的教诲的话。换句话说，总是拿偷来的东西行善，未免太不将神明当回事了。留在头上的光环，搞不好也会落地砸人，等到满口吐血，怕也不是明星该有的范儿。

话说回头，个人的钱要怎么花都是自由，不需要旁人指点，这也算是本地人唯一能见到“自由”的一点痕迹，如果你真有点闲钱且“懂得”如何去花的话，”自由”是可以有的。真的！

对于“理性”这个词，我以为需要具备很多的知识才得以完成，比如你想做到理性爱国，就得清楚何为国，何为爱国，何为人民，何为爱人民，甚至还有其他的一点什么。所以，看上去，我们能见到的爱国行为几乎都是非理性的，若要压抑着来看，就是无理性。

我愿意将“爱国”当成一个纯感性的行为。比如说我爱某人，可以为她献花送礼，嘘寒问暖，理性感性兼有。可提到我爱国呢？难道是说一颗红心为谁准备吗？又或者是每年上缴了多少个人所得税吗？若要按这个计提理性量化爱国的程度，我怕大多数都是拖后腿的了。

所以，从感性的角度来看，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对一个日本人表达一种抗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个中国人代表的只是自己。即便从理性的诉求出发，我也以为这是他能做的仅有的几件事之一，甚至我还认为，在日本人的土地上，一个中国人也该有权利向日本人的政府表达不满，仅仅是个人行为而已，与爱国关系不大。

看似爱国，实际上又与国无关的事，我们经历了太多。能有这样的区隔是因为我们爱她却得不到她的一点支持，我们护她却感觉不到她的一点反应，我们爱护的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词组，这是理性的人愿意干的事吗？

网上有一个小段子，我觉得蛮有意思。

说潘金莲被西门庆搞了，武大郎操起擀面杖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水缸砸个稀烂，边砸边说气死他小西门！郓哥说，嫂子被恶人搞了，你去砸他家啊，怎么砸自己家东西？武大郎说：我气死他！郓哥不解。大郎说：你不知道，这些都是西门庆店铺生产的！郓哥恍然大悟，这样啊，加入一起砸。

诸位肯定看得懂是什么意思。有明白人在QQ群里调侃：说本人为了对抗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免费接受一切日本产的东西，包括丰田汽车、佳能相机等等……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接触到这样的消息，必然会以爱国为原则，无条件加入各种转发、抗议、申诉，但这样的事情做的次数多了，会慢慢发现，这样的行为其实是缺乏对象的，同武大郎躲在屋里生西门庆的闷气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自我感觉欣慰罢了。

所以，我很不喜欢一些所谓的阴谋论者的“韬光养晦”，什么卧薪尝胆也不过是懦弱者自我开解所必需经历的曲折而已，真谈不上有个大大的计划。

所以，武大郎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不如武二直接，一把朴刀，解决一对狗男女，顺便灭个迹，把个故事弄的像野史也像正剧，让后人只识得他是个英雄，潘金莲西门庆是对奸夫淫妇而已。

换句话说，我们在对待日本国的态度更直接点，后人们也就不至于为老祖宗害多久的羞了。说德国人还有几个为希特勒而耿耿于怀的？更何况还是家里的事，能有多坏的结果？

虽然人人嘴巴里都会念叨“天上不会掉馅饼”，但热衷于“中奖”却也不算丑事。

小时候烦闷在老师给不给小红花戴，大一点对各种奖状斤斤计较，哪怕一个“文明值日生”的奖状也可以挂在家里显摆个好几年。到了更大一点，踏进社会，又生出一些中奖的新途径，什么彩民、股民，把一段原本就不正常的人生活生生的扭成一团，除了自欺做鼓励之外，很少敢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当然，必须先痛骂下那些比孩子更迫切得到这些奖励的父母，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将自己未能得到的理想去虚构孩子未必能得到的未来”便是教育及传承的全部。却不肯注意在那些人人有份的奖励之外，还有一种源于自身的自我认同，后者才叫重要。

是的，总有一部分人刻意忽视另一部分人的感受，试问这种分裂又如何能融合成一个整体呢？

所以，当你听说一名（群）运动员为了奖牌而作假你就会觉得恶心。原本只是代表荣誉的一块牌子，却能超越荣誉本身，实在是畸形的很。

难怪张华在微博上感叹：我内心希望所有参赛的中国运动员都能拿金牌，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与急功近利体制的一分子，不拿牌甚至不拿金牌就可能被拋弃被牺牲。

我想借他的话来提醒诸位，或许物竞天择是自然界的游戏规则，但人能立于自然界之上的一点运气在于：我们在出生时都能被叫做孩子，然后都被冠以“希望”而培养。换句说话，人能来到这世上便是万幸，若是被一块牌子毁了，实在是对不起老天爷。

你说呢？

我在台湾人圈子里待久了，经常会听到两组词，一是“鸵鸟心态”，另一个叫“爱惜羽毛”。前者有掩耳盗铃的意味，在异乡漂泊久了，又明知一时半会解决不了自我期许的问题，不得已变身鸵鸟力求自保也不见得就是自嘲。

另则“爱惜羽毛”，我查了字典，出自汉人刘向的《说苑》，曰“夫君子爱口，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意思是说靠什么起家立本的，必当尽心竭力的去维护它。这小道理浅显易懂。

勾我想起这个词的新闻来自广告业。说大导演张艺谋接拍宣传片铁道部耗资1850万，黑中介利用张导的名声骗走了一大块利润，不过张导自己也不冤枉，这种初级水准的制作也敢拿走250万酬劳，放在别处怕也只是做梦。再多表扬一句，混到张导这等级的，还混广告片，真是什么饭都敢吃不怕撑死啊。

张导懂的道理肯定不限于此，可惜的是人在自我膨胀之后，连自己放个屁都会觉得意味深长，都能当成改写人类发展进程的重要事件，嘴里把各种孔子老子庄子孙子囫囵念上一轮，脑子里惦记的依然只是银子，真让人感叹当初那一粒争气的精子修炼成人成精成怪之后，到底还是忘了自己究竟姓甚名谁，上哪找什么羽毛去？

不过，将这件事放在当下去看，倒也不算意外，各种晚节不保的能人义士数不胜数，何况只是他一个小小的戏子？

当然，像我们这些解决不了鸵鸟心态的，又放不下爱惜羽毛包袱的负重族群，即便按基本的物理规律，被沉在人海底层，也是符合自然界的逻辑的，何必多抱怨。

如果乘客的身份不是什么士官的话，或者网民该齐声声讨的该是这位带刀司机了。简单想想，一个开公交车的司机，车上备把刀，难道是准备用来见义勇为的吗？我很想问问司机大哥，您的刀实名制了吗？

社会搞笑一面在于：我们很容易从一些人的立场上看到一些你不能作出改变但确实能让你失望的地方，譬如，乘客是一名士官，所以，他不可以打人，但他可以被打。这是什么逻辑？士官能代表什么？权势阶层？你见过权势阶层坐公交车的吗？

换我是那位士官，如果我有可以免票的证件，我当然会用，干嘛花自己的钱？第二，让我遇到态度不好的司机，我也不会有好脾气，吵吵几句不算什么。再说凭什么就不设找零？公交公司的这种规定是否合理也不是被质疑一天两天了，要不，“公共”服务的意义又在哪里？更何况，先开口骂娘的也是这个司机，换你是乘客，你愿意听吗？

简单来说，这就是公交公司管理无方，管出这种垃圾司机才有了这场闹剧。关人家乘客鸟事？跟人家身份更没毛关系。至于这士官最后躺在地上装怂，怕也迎合了某些人的求胜心。

唉，同是天涯沦落人吧？！

在微博上可以自由地交流认知是件好事，即便这自由是有限的，那认知也是狭隘的。若大家肯在不理解或者有误解的可能下不乱揣测，这便算是肯包容，结果会好。

但事与愿违，这件事不以我的愿望作方向，自然也不依其他人。各种骂战倒挺全基于此，想来荒唐的很。但这种荒唐全在别人，对于围观者而言，自己是“清醒”的很。

我痛恨这种清醒，但我不想给自己贴上某个标签，去站在哪一条人的后面，我也不喜欢另外去做一番功课，树立某个新的观点。我只是希望能通过已经发生过的某件事得到某个于自己及周围的人有一点启发的思考，而这启发的起点有没高低并不重要，那思考的结论是否新颖也没关系。所以，对我而言，留在各处的文字只是一种记录，更忠实于自己的第一感觉而已。感觉有对有错，不必介意才对。

譬如说这两天微博上热议吴法天挨打的新闻，谈不上有趣。各位精英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吴法天同志挨打的不正当性或正当性，甚至有人还上升到自由、民主与法制的高度。各种不必有的帽子都被扣上，一下子让吴同志由人演变成一个符号，让私人恩怨变了派别之争，阶级色彩晃眼的很，导火索却是龌龊。

精英们的各种解释各有一番道理。但可惜的是，精英们永远不清楚草根的出发点，所谓白天不懂夜的黑，站着说话自然是腰也不疼了。

而草根们却容易去包容精英们，原因在于草根们没有更高的格局去揭穿精英们经过包装的谎言。而精英容不下草根却是自我膨胀在作祟，与知识无关，是常识在犯错。

对的，我就是想说，精英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让我想起了末日狂欢。我总相信，到世界末日，最先崩溃的就是这帮精英。不是有首歌唱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只是你，而已。

一份自称发行过200万份的报纸近日发表评论说“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并有意指出“选举”一词供读者体味，不知道习惯为我朝威武高呼万岁的读者们是否看出了新意？而我等屁民却只能从微博上看到这个新闻，可如果不是微博，谁TM知道这家伙又在胡说什么呢？

如果死扣字眼的话，这份报纸的说法自然是没错的，首先，民主国家与民主社会似乎不可等同。其次，选举确实也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另外，这世上唯一绝对的道理就是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谈不上绝对正确的民主或者什么绝对万能的选举。问题是，民主与选举的关系仅止于此吗？

好在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不需要为苍生或者前途谋个论点。作为围观者，屁民只是觉得各路的反应不如这家报纸预期的多。或者说，不如屁民认为的这家报纸的预期。换句话说，屁民不可能跟上这家报纸的节奏去踏准它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唯一能确认的是，他们也相信，一个人听到谎言肯定会去质疑，但200万个人听到之后呢？或者，也要举一次手才能知道真正的答案。

好吧，权当是微博上的消遣。黑龙江地方上的官员如果也能看到这则新闻的话，估计会轻松很多，这些准备收编各类气候资源的公务员们很有当年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做派。可以理解各种公务员的工作决心，要表现，要上进，要进取，难免就会有牺牲，有取舍，有敢为。所以，今次告诉你“太阳能跟金子一样是国有资源不可开采”是正常逻辑，明天再告诉你“大气里的氧气是某某品牌特约释放仅供试吸还有苹果味可以选哦”就不是什么梦话了。总之，无知者无畏。

我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选举，所以，你谈什么都跟我没关系，我谈错什么也不影响我未来会因此而受益，而且我还能一直得利。我知道什么空气、什么水都没人管，所以，我来管管谁又能拿我怎样？就算我管错了，最多也只是好心办坏事，咱好心的目的达成了，坏事的结果还不就抹干就了？

所以说，我好才是真的好。操！

陕西曾家镇的事让屁民觉得人不如畜生，有的人活的不如畜生，连生养都要被人恩准。也有一些人品性不如畜生，连基本的人性都泯灭了，为了钱无所畏惧。无论是看哪一群人，都是生不如死，死不如不生。真想问问他们，有想对那个7个月大的还没来得及从世上走一遭的婴孩说点什么吗？

黄渤有一部叫做《杀生》的电影，可以说是这则新闻的另类诠释：是谁在主宰我们的生死？

既然得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心情自然沉重。我有很长时间不想在这里记下点让自己觉得有必要记住的事，如果你也偶尔读读历史的话，你总会发现一些类似的事在反复轮回着，只是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经历或者不经历，放下或者放不下而已。这种装逼的腔调真让我讨厌自己，我那种非黑即白的态度哪去了？

我是想说，人总要畏惧点什么。不是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吗？我信但我更希望它真的在，不是因我的信，而是因它在能给人约束，让人不放肆。

微博上有网友说：真正的和谐社会，是让成功者不张狂，让奋进者不迷茫，让痛苦者不绝望。但愿他能早点过上这种生活。我只是祈祷“让生的人自由的生活”的简单，没有各种主义混杂的复杂。

如此，我们也就不会个个怕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三无”人员前面加个“新”字，可见我一向自卑，对于“无学历、无背景、无技能”这样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也可能我意识到这种“无”只是暂时的，所以，难免有点侥幸心理，想随着阅历的丰富，三无或可成为某种优势，起码对于最低标准会更适应一点。

但不想还有比这更惨的，北京22中一位老师明确指出，新三无人员是无钱无权无户口，虽然粗鄙，但却真实。相对于那些满嘴谎言的广告语，我更喜欢这样的大实话，不觉得有受到什么刺激。可媒体的反应则稍微过激了点，既然媒体希望言论自由，为何又频频质疑别人的说法？开放的交流本身要比质疑谁说的错或对更加重要，不过，他们只愿意将争论当成交流，这多无趣。

无钱无权无户口的言下之意就是“活该”，就是“由命”，就是“哪里凉快哪里待着”，换句话说，这是个需要钱权与户口的时代。但哪个时代又不是这样的呢？原始社会好点吧？我相信族长会给自己留下最好的肉，这就是权力的意义。

只是，这话出自一个老师之口，让主流社会有点hold不住，微博上满是愤怒的人，也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但不如这老师说的动静大。也许这说明了微博上的家伙们早已习惯了某些事和某些说法，而现实里生活的老百姓却是头一遭听到窗外事。简单说，这是一个被割裂的群体，像一只溃败的军队，谁也顾不上回头看看那些在后面蹒跚的老弱病残们。这也是一种残酷。同样，这里面又有多少个“三无”呢？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无论新旧，都适合用来描述我，但我不觉得耻辱，不知道这是自信呢？还是自卑到极致？妈的，真不确定。

“将来”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因为说将来，未必都是励志的。我只在聊天时会扯扯这种务虚的话题，现实太累了，谈不起，也没乐趣可言。至于有点乐趣的那部分，又离我太远，谈不到跟前去。

这段时间，“舌尖上的什么什么”似乎很火，我是没兴趣去追去猜测的，我只是很喜欢“舌尖”这个说法，民以食为天，人的那点高兴或者不高兴不就是用舌尖去体面呈现的吗？当然，也有一些不体面的方式，就算不龌龊，也没多少正经，不好公开的说。

最近某机构发布了某报告，称20年后的中国，有80%以上的人会成为中产。我用“某”去定义一些注定没价值的机构、人或物，是因为我不相信文字游戏能扯出多么有趣的蛋来。我们总装作乐观的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的后面，那只是因为自己不想看到，眼不见心不烦而已。若仔细过起日子来，却是难熬的很。

但有人爱听就好。也有些人跟我一样，听完之后不晓得到底要做什么。哪怕他们能告诉我现在年收入不到5万就算贫穷我也不觉得可耻。可耻的是，他们不知道当下的这个标准该是多少。在我看来，这些研究者们就是一群疯子王八蛋。

回到“舌尖”上，也有同样的逻辑。像我这样的农民工，舌尖上除了酸甜苦辣，其他的滋味一概不懂。我分不清甜与甜蜜蜜的区别，我不理解爽滑与Q的感觉……我只知道，对我而言，米饭嚼在嘴里一粒一粒的才算踏实。但对舌尖而言，将来能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能知道。

郑钧写过一首《商品社会》，歌里说：商品社会，欲望的社会，没有怜悯的社会。这算是一种写实？真佩服他的勇气。数十年后，没人会觉得这是错的。比如说宜宾机场将被改名做“宜宾五粮液机场”，品牌策划者们还是认为注意力经济很有用，并继续无视社会效应。

不过，我们的生活早已被商品包围，谁在乎多出谁来？早晚你呼吸的空气都可以被人出售。无论你是否知道是谁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广大人民能确认的就是：一切一场梦，一切都成空。问题是哪得一直等下去，等待似乎成了生命的逻辑。

这几天，我在溜马路，为某个品牌的活动做前期调研，走在曾经十分熟悉的各条街上，与一些陌生的人做着交流，看到一些原本忽略的事，在加上目前的心境，对所谓“成功”越发理解的偏执，似乎进了不敢反抗的圈子里（当然，我还是不愿意就这样下去，要不我记录这些也就没了意义）。不过，既然是错误的，一定会有纠正的时刻，我得绕开什么然后去坚持什么。思路大致如此，虽然我还不确定细节。

早上朱注拿出一段作文来问我，“不能吃白饭，才算是对得起他们”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不做不劳动的人。他似乎有点懂。我只好更形象点，说不做公务员。他哦了一声，走开了……我仔细想想，这样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也有一些不需要劳动的人，比如上了年纪的人，比如身体不好不能劳动的人，都将他们归类在公务员，是不仁道的。晚上回来，我会跟朱注解释清楚。

好吧，我想解释下这几段文字之间的关系，首先，我认为商品社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商品兜售人需要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而那些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恰好是一些原本就属于公众的物品，包括公共空间、文化什么的。其次，在谁能决定它们可以被出售的事情上，大多数以服务公众为己任的人是不作为的，他们不是一个很好的看门人。最终，商品社会就是伤害公众利益的一个社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件聪明的事，不过，要是你看不到你的脚在哪里，就不能算有多愚蠢。

我们经常说改变社会的是某些人在某段时间做了某些事情。人是核心，而事情则可大可小。并不一定都得是成吉思汗率千军万马征南伐北才算建了功业，往往是蔡伦那样改进了造纸术更为珍贵。当然，现代人浮躁的很，降低数个标准级，做些换位思考的事也是值得鼓励的。换句话说，不追求改变社会，只追求能和谐共处。

媒体有报道深圳的公务员走上街头为市民擦鞋，强调一点一滴的行动会是改变社会的动力。这个看似成立的道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想要改变社会或市民的哪些成见？或是成为哪些事情的动力？还是能直接明确的承认街头商贩的合法性呢？或是提升最低收入阶层的薪资标准？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可供努力，一切可做改变的动机最终都将会不了了之。

而北京却更有意思，有新规指出，北京公厕苍蝇不得超过2只。这规定怎么听都觉得过了头。要怎么管理苍蝇的数量，怕是连科学家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吧？莫非北京打算给这些苍蝇们颁发居住证？对于这种拍脑袋作出的量化管理，我倒是建议其制定者们学学深圳的公务员，亲自走上岗位做个一年两年，相信能作出合理点的管理办法。

是的，做好一两件小事的确可以改变社会，或者说能增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有好处的，毕竟，大家活着都不容易，这是一个辛苦的社会。公务员也有烦恼，政策制定者也有瓶颈，且不说广大受苦受累的劳作者了。所以，有改善烦恼的动机本身是好事，但能否做好则更为重要，谁都不想自己做无用功，对不对？

总理说不懂穷人就不懂政治，这话是对精英阶层说的，也从侧面提醒我，做个穷人没什么不好，起码不是非主流。不好玩的是，我这个穷人也不懂穷人，虽然我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会这么穷。

若按照理智而健康的思维去分析，我完全又不该有这个问题，要看我怎么去比较，或者老是关注富豪榜或者所谓的中产阶层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在心态校正上，我总是有意无意的让自己偏执了把，这种差距是人为造成的，谁让你知道那些不该知道的人了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官老爷们拒绝申报财产是相当正当的。

记得之前有一位夫人说过，要想生活幸福就不要去做无味的比较之类的话，这道理人人都听的懂，但要说做起来，还真难。所以我这么不幸，其实也是有客观理由的，也是属于社会的大多数，讨论起来也算是群体问题。无论怎么说，只要个体能与那些有能耐没能耐的判断脱离开，就是个体的一次解放。妈的，我实在不想在受穷的同时，还要被人骂作没本事。

所以，我挺喜欢总理的说话，每次听都是。我想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我特别讨厌“相对论”，不是爱因斯坦的那个，是国人自以为是的真理，哪里有好人，哪里也有坏人云云。这种泛泛的东西不可能被证明是对或错，就像我们忘了本该去坚持一些偏见，大多数时候，在国人眼里，坚持原则被认为是固执的。

朝鲜人绑架了中国人，然后来勒索政府，然后民众们不晓得结果如何，也不知道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即便那些正在讨论此事的人，也难去感同受害人亲朋的那种痛苦。若真的能去体会，估计也只是一种无奈。

我还是喜欢非黑即白的日子。记得某部电影里有句台词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容易辨别是非，但越年长就越发做不到这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我们的成熟就是一种妥协？听上去也太TM悲催了。

这个事让我觉得，“同胞”这个词在中国人身上不太适用。我们没有足够的眼界去包容那些多到我们看不过来的其他人，尽管都生在同一片土地上，讲同一种语言，但却偏偏有各自的生活，对事物有各自的辨别，对人生也有各自的态度。若说在性格上也有近似的部分，可能更趋于明哲保身吧。活下去是唯一的追求，但为什么活或者说怎么活却没人考虑过。

若按我过那种直接点的日子，应该是不会遭罪的，谁喜欢我爱我，我喜欢她爱她十倍，谁诋毁我攻击我，我让它永不超生。这也许会被人误解成极端分子的言行，但人生不该爱憎分明吗？让信任我的人知道我的态度，将会获得更多的信任。而一个背叛你的“朋友”比敌人更令人厌恶。

所以，去TM的什么友邦，见鬼去吧！

从今天开始到6月16号，安庆实施“中高考禁噪”，在限定时间内尽可能给所有参加中高考的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休息环境，在民意上似乎能得到广泛支持。但这种“保护”是否也印证了应试教育的正确性，高分真的能给孩子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人生吗？

这问题本身会有诸多争议，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差生家长的诡辩，而“有意义”本身就是件很难被界定的事，有人习惯性妥协，也有人习惯性抗争，一般来说，懂得妥协的人获利最多，像这些需要被保护的分数一样，似乎全社会已经认定它是个人价值的一种量化。

我们成人有否检讨过我们剥夺了孩子的哪些体会和快乐？接送他们上下学，让他们对街道恐惧，其实是我们不信任这些街道。帮助他们安排周末时间，让假期乏味，其实是我们习惯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想有所改变。再帮助他们如何应试，获得文凭以及所谓的尊重，事实上是我们害怕被抛弃。再以后呢？继续帮着安排工作，给他们一个不用思考如何生活的工具，是我们害怕去面对他们本该乐意面对的一切。

我们这些成人耽误于“假如这一切有人帮我们都安排好该有多好”的假想之中，这种懒惰是今天我们浮躁的缘由。对的，今天我们可以“禁噪”，而谁又去关心过那些整日里生活在噪音里的工人的生活呢？他们是活生生的，是难以改变但又最需要被改变的……好吧，不提他们，假装他们不曾被父母也像我们一样爱过安排过。

我总会悲观的认为，无论我们可以替孩子安排到哪一步，我们终究有离开他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要怎么办？母狮子不会在临死前才去教会孩子们如何捕食，更何况我们这些高明的人类。可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高明的家伙总是在做着一些蠢事。不是吗？

云南巧家的赵登用可能是一个愤怒的青年，但谁又不是？

愤青这个词已被滥用，民粹主义甚至也与他纠缠不清，可怜的是社会观察者们很少关注到最底层的个体，比如我们这种以某种情绪而被强归于“愤青”类别的平民们，仅仅是由内心发出一些或高或低或对或错的牢骚而已，与什么主义什么意识有毛关系呢？

说个轻松点的。最近一鉴宝类的节目拿“干爹”开涮。一嫩模带着干爹送的“昂贵”牌翡翠求鉴定，结果被砖家验证为赝品。小品中最为出彩的部分是此女口中多次提到的“干爹”，怕要触动不少干爹的神经：一则会想若有这样娇嫩的干女儿，也不枉做回干爹。二则也恨的牙痒，有几个干爹肯送出真正昂贵的东西？这事被挑明了，大家以后还有的混吗？干爹表示很愤怒。

微博上还看到一个故事，说某人出门打的与一外表平凡的老人拼车，聊后得知对方是一亿万身家的富豪，于是某人感动的很。这狗血笑话怎么说也不够励志，若真平凡早挤公车去了。若真有钱，拼车为了哪般？亿万身家的人哪里有兴趣在拼车路上与人聊隐私？我的意思是说，人总有一些时候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因为有人喜欢听需要听而已。

不仅如此，我们还喜欢有选择的引用那些说过的话。尽管这个选择是脱离语境，不真实的。但又有什么关系。

在爱情中受伤的往往是更相信爱情的那个。只有这种人更重视感觉，也更忠诚于感觉，对灰姑娘与王子式的剧情过于迷信而罔顾现实。这倒也没什么不妥，只要别受伤后就大唱什么伤心情歌。现实生活里总受伤的人也一定是个前伤号，伤愈复出的家伙总能承受新的伤痛，无论是否愿意，怪就怪在佛祖说过，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说湖南郴州一农民工讨薪不得反成被告，辛苦做事没赚到一分钱也就罢了，居然张嘴要钱也能犯法。这事就是说到秦始皇跟前，怕也是没道理的。但如今这世道渐渐有了黑暗小说的模样，有钱能使鬼推磨。说不定这法官也正头晕眼花着呢。

不过，既然上了法院，自有王法公道，群众们不必多虑。唯一能去想想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好吧，你说你是一个长工，那选择给谁做工，总是有你的自由吧？好吧，你说你身不由己，那做长做短也是你的自由吧？不至于做满一个月拿不到钱，还稀里糊涂的继续做下去。你的问题，就是太相信生活很美好。如果真如你想象，做工的人中何苦有你？

说真的，生活不容易，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我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我。“我善待你，你虐待我”才是生活的真相。当然，要说善待也是有的，但那只能对你的亲朋，至于外面的陌生人，能做到不虐待就已经很仁义了。

这故事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总受伤的人势必还会一直受伤下去，而那虐人的人，应该开始走黑路了。这算是诅咒。我知道那受伤的人与我一样想。其实，我也一样容易受伤，表现不同而已。

关于菲律宾等国在南沙的霸行，很容易让解放已久的同胞们胸闷。为什么不出兵？为什么小菲不怕我大汉？为什么我们的渔民任其侮辱？太多的为什么加上下面这组数字，令到刚过“五四”的我们伪青年，更觉耻辱。

有媒体统计，从1989年到2010年，周边国家在南沙袭击和抓捕中国渔船750多艘、渔民11300人。其中，25名渔民被打死或失踪，24名渔民被打伤，800多名渔民被抓扣判刑……

但我们似乎对耻辱的理解仅止于感受，而没有作为。想起课本里的历史，人人都有唾骂前朝的勇气和指点前朝往事的胆识，但对于身边正在发生的明天就要成为历史的这些事却没声音。

或者说，要怎么做才好呢？去越南人或者菲律宾人开的餐厅门口示威？那不是大国子民应有的风度。我们尽力撵走失业后自食其力的小摊贩们更加得心应手。或者，在博客上发上几句牢骚，然后不了了之。总之，没一点做法就是现实。

算了，我也该同大家一个想法，反正天塌了，还有高个子顶着。反正别人没了尊严与我无关。反正大家虽为同胞，但也没啥实际关系。反正我一个人也没多大用处。反正……种种念头，无外乎一个怕字。

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富人怕死，因为他们需要有时间享受富贵。其实，穷人也怕死，但为了生存不得不拿命冒险。既然是为了生存，国与他国，又有什么分别？

大不了，我也干嚎两声：“黄岩岛是中国的，永远是！”

不过，那又如何？

我知道这世上有两种人得罪不起，第一是领导，不怕多做活少拿钱的可以由着性子不拿它当回事。第二是庸医，比领导还厉害的角色，因为领导是可以换的，但庸医呢？你敢说你一辈子不生病吗？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看到各类医患纠纷，都会没理由的会同情患者。在群众们看来，庸医一没医德，二没医技，难得遇到个一个顶真的又不怕事的，就一个字：该。可以理解群众们的心情，如果你也有被庸医耽误过的经历，那感触还要深刻些，恨不得有人推倒之后，抓紧时间冲上去再踏上几脚。

但推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也不是我。我们都很了解自己，没那个脾气，也没那个底气。东莞不是有医院专门配备了钢叉、催泪剂来保护医生吗？良民们哪个会无知到那地步去讨没趣呢？除非你是地头蛇。

说陕西榆林有帮庸医医死了病人，不得不集体下跪磕头认错。我说他们是庸医，根本就没往医技上去想，我只是想确认，下跪的40多个医护人员中，难道就没有一个读过书，知道礼义廉耻的？难道就没有一个是父母教出来的？做人做到连尊严都丢得下，说他们是庸医简直都是对庸医的侮辱！

当然，跟其他人一样，对于有能力让他们这样做的那帮人，我也是不敢吱声的，这些人深不可测，定能通国遮天，我等屁民，还是往那受虐者身上吐几口唾沫更有趣味，也更省心。

不过，好歹我也算长了见识，还真有人不拿法律当回事，如果他以为老子就是法律的话。

曼奇尼赢球了，英超冠军的悬念将会保持到最后一刻，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当你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其实已经遭透了，爵爷今夜的体会更深刻些。生活大致如是。乐观点说，还有什么比当下更加糟糕的呢？

微博上有人民群众在热议1959年到1961年发生的某件事，说大饥荒时期究竟有没有饿死那么多人。关于这个，屁民想问，您认为饿死多少人才算恰当？另则说了，假设阁下的父辈被饿死了，阁下要怎样才能投胎到这世上来？所以，从“后人”的反馈来判定究竟死了多少人，其逻辑或者出发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当然，被绝了后的人，总是很容易被遗忘或被用来假设的。

大家所理解的绝后，多指生理方面没了基因上的继承人。但还有一种绝后，是在其他层面的。比如屁民对N多年前的历史没有学习和掌握，更不能辨别真相，这也是一种绝后。历史与现实被断绝了联系，在某人或者某群人身上发生。如此，这群人与之前的那群人能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这两种绝后都不算是坏事，这该是社会演进的基础，称作优胜劣汰也恰当吧？怕就怕在对真相的误导，而那些渴望对过去有所继承的人，往往要被假象蒙蔽。

但这事跟今晨的曼城德比关系不大。唯一能扯的上的联系就是，大家都在期待那个最终的结果，谁是冠军？或者说，真相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在讨论赵普，问他该不该身在央视，却以央视人的身份发布央视不允许发布的消息。有专业新闻学者强调职业素养，建议其遵从组织纪律。路透社在其《网络报道守则》中也告诫记者：“在社会化媒体上，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看来，新闻业界对此事的支持也不在主流层面。

倒是在民间，赵普得到了最基本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如果真相必须用这种手段才得以传播并让民众受益，赵普的行为就是超越了狭隘的职业操守，但尊重了更广义的社会道德。我不确定两者在此是否会引起争议，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该以任何理由凌驾于真相与普知之上。

问题不在于赵普是否遵从职业操守，而是看这条被发布的信息所关切到的群体。举个例子，如果只是一家公司的商业丑闻，我认为路透社的做法值得全球新闻界遵守。但如果关乎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试问还有什么组织纪律能比道德更重要呢？

也有人在微博上恶狠狠的评议赵普，此处不做反驳。只是想告诉他，正因为你缺乏真相，所以才抗拒真相，并以欺善之名。对于这类人，我是鄙视也来不及的，不知道怎么死的是一种罪恶。

与赵普一样身处困境的还有邱启明，希望他辞职之后，能做点现时媒体人做不到的事，比方说办一个中国式的《郝芬顿邮报》？只要媒体追求真相的理想不死，人们就会一直受益下去。而那些有理想的媒体人，就是施恩的人。这样的人，还需要怀疑其职业道德吗？

广电总局总是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决定，说网络红人及有丑闻劣迹的人不能上电视做嘉宾。看上去广电的领导对各种红人怨恨不少？照这样的势头，电视没毁在新媒体手里，倒有可能葬送在掌舵人的脚下。今天这一个不准，明天那一个不准，限制又限制，到底算是哪门子发展观？

站在广电总局的角度去理解也有“道理”，其一，网络红人大多具可复制性，就像凤姐、芙蓉或者他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骏之流，引导一些家伙走上不寻常路，算不上什么好事，当禁；其二，有丑闻的人若以丑为卖点，甚至以炫丑为荣，必然也是价值观的一种沦丧，也该当禁。

可这个决定仍让人反感，是因为它是一条不容协商的“命令”，轻视了观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忽略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大多数有个性的青年都不会喜欢父母时时刻刻在约束自己，而广电总局显然还没意识到观众们已经长大了。

是一穷二白的贫民造成了这种“时刻需要父母保护”的假象。但也只有贫民有资格站在镜头面前，成为广电总局格外关照的对象。一没丑闻，二不会走红，就算站在镜头前说两句，也会遵照记者大哥早准备好的稿子。你有品位，我不费脑子，简直是天生一对好搭档。

也有些人极少看电视，像我除了英超，对于其他各种娱乐各种新闻各种讲座座谈访问一概不解，有那个闲工夫不如躺在床上听周公说梦。这样的人免不了对被限制的那些可怜人、不自由的灵魂产生点同情：就算上网多了伤脑，也比不动脑子要强。

不过，这又是另一种轻视，不该滋长……

总之，广电总局一出又一出的，看上去只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何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