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太愿意缴社会保险。虽然人在上海，但理想的最后落脚点肯定会是东至或安庆。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我将这笔固定支出当作生活成本来对待，以便让自己可以顺利的在上海待上几年。原先也不喜欢抱怨，但随着这笔支出越来越高，而收入越来越少，不由的想啰嗦几句。
对这笔钱的收支，我一向持怀疑态度，也许将来如何如何，但都不靠谱，不值得信任。说句摊尸的话，如果要靠这笔钱养老，那也注定是一副凄凉晚景，活着的意义就不在了。我同大家一样，喜欢完美的结局。
或者，高生活成本也是一个动力。虽然没能力向那些喜欢算帐的经济学家看齐，搞个二三百万回家养老，但不至于最后依靠那笔社保钱却是必须要做好的准备。既然不幸做了一个为别人的过去买单的人，就得积点阴德，不让后人为自己太过操心。
当然，这是一个怀疑论者的腔调，对未来缺乏信心。不仅仅是个人的，甚至也怀疑大多数人的。看着我们这些家伙一拨一拨的被呼来喝去，生下我们的爷娘们该不该痛心难受？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感谢北小水同学特意帮我拍的解放桥，这是我1999年的一个印记。
1999年的秋天里有一段不长的时间，我在天津。从狗不理包子出来不远的地方，我站在一个路边书报栏旁看了足足一下午，里面有关于羽泉乐队的一则报道，于是我便想着我是不是该转到南开大学那边淘张我最想要的重金属唱片？虽然我也只是刚刚区别出重金属音乐与金属乐队（METALLICA）只是篮子与菜的关系，更可笑的是，我知道我手里并没有任何一台CD机，哪怕是借的，我只是觉得我很快就会有的，而且这不妨碍我先拥有一张我想要的CD。
哦，我的手里还捧着一本厚厚的《拿破仑传》，5元钱买的，满纸的错别字，加上一个让我觉得伟大的偶像，让我可以安静老实的坐在解放桥边上认真的当上一回校对，我记得有夕阳的余辉在我身边闪过，身边还有公交车驶过，或许是电车，真的，带天线的那种。这是我最舒服的一个下午。
事实上，我也不得不老实的坐在那里。我刚从一家建筑工地狼狈的辞工。兜里仅剩的一点钱在找亲戚的过程里全花在的士叔叔车上了。好在我终于有了一个落脚之处，而且我还可以有时间在工人文化宫边上给家人打个报平安的电话。我甚至能平静的去应征一家歌舞厅的服务生，完了还很天真的站在一边看我的保安同事跟人家打桌球……
在这些记忆的碎片里，我不能完整的拼凑起那个下午。我也没有忘记在火车站缠着我的那个要饭小孩。我当我记不得。我也不会忘记我从天津返回北京时遇到那位制片人，我忽悠他说我和我的朋友正在写电视剧集，他在周围乘客的怂恿下给了我一张精致的名片，那或许是我这辈子接到过的第二张名片。
但这些碎片都不在解放桥的范围之内，我干脆将它们放在一边，离解放桥近的只有我。我也许知道我脚下的这条海河会流向哪里，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该去向哪里。
这是一则正在美国流传的中期选举广告：“2030年的中国课堂上”。结尾处中国教授说了一句话：他们都得给我们干活。让我觉得2030年的中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副态度，实在是让人鄙视。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广告制作者们对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上，起码在我看来是不够友善的，但我能体会到他们对于未来中国的那种恐惧。当然也不排除政客们故意扩大这种恐惧，以期在当下获得一种同心力，为自己的选举服务而已。
我每次说的而已，都是一种与正当结果不一致的另一种结果，我也希望是我想太多，以中国人之心度美国人之腹。不过，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的吗？大家不都是在“度腹”之间的无尽误解中尽量去寻找对自己当下或者未来更有利的一面去想事情的呢？幸运的是，美国人的幽默天性倒也提醒了下国人不至于头脑过热，如果在中国的课堂上盘坐着过半数的外国人，我们就真的不该只考虑中国的事情了，不是吗？
继续广告结尾的那句话，“他们都得给我们干活”。到底是奴性不改的国度？还是真的被美国人看破？可是回到2010年当下的现实里吧，有多少中国人在为外国人打工干活呢？我们的世界工厂制造出来的产品即便名义上是“made in china”，但赚钱的也是中国人吗？好吧，现实的事情也不要去想了，想也想不舒坦。毛主席说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如何，谦虚点过日子才不会遭人嫉恨。谁给谁干活，就各有天命去吧，同是地球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先转一段kiki同学的录音送给大家，不谦虚的在这里声明下：我们家里的话真的很耐听。
上回说到方言可以帮助你我收获幸福，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就有点不爽的感觉了，因为背景是我们都无缘无故成了异乡客，好好的一个池州人，却飘落在他乡，点缀在某个大城里，成了没去处的过客。这种不爽的感觉持续很多年，直到落叶归根的那一天，在这之间，乡音就成了一个收获幸福的媒介。这大概也是因为幸福总是因为某种互动而产生的吧。
这样解释下，你就会了解不会说方言的不安和尴尬了。但这只是我的不安，虽然“意识到”本身也是一种痛苦。想的多的人未必想的就对，但他一定有更多的烦恼，要么你就在想的多一点点，譬如学会如何调节自己，从别处得到安慰。要么你就尽量不去想那些八杆子打不着的无趣事，做好手里的活就停下玩去不管其他。但有意识无所谓好与坏，对于各种性格的人来说，总在某个时刻有所触动，启发你的思考。我看，光这一点就很好。
我总会无意中想起我的外婆，每回回家，她都是一副幽怨而又慈爱的表情，她总“恨恨”的说：“从前也没见过有谁家孩子出去打工的，一年到头见不到几天面，这还叫过日子吗？”年纪小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与今天再回忆这句话，完全是两种心境。我就会问下自己什么对于我们最重要，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还是过一个像样的生活。答案是有的，就是做不到。但这不叫放不开，你知道的，我们都在跟现实做抗争，无论输赢！
1999年的时候，安九第一次出远门，一走就是一天一夜。这是安九第一次坐火车出门，从安徽沿江的一个小渔村，去到靠海的大城市天津。
那年安九22岁，职业高中毕业已有三年半，除了一副400度的眼镜，身无一技之长。迫于经济压力以及和父亲的紧张关系，安九不得已跟着同村的长辈出来闯世界。这一次，安九将会在塘沽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包吃包住一天25元。时值9月，还有4个多月就要过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安九或许可以带个2000元钱回家过年。
火车从安庆出发，沿着合肥、蚌埠，抵达北京。在北京站广场，人潮涌动，这是安九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阵仗。那一刻，安九头晕，想吐。与安九同来的乡友小鸭拍着他背部，为安九舒缓紧张。小鸭比安九小一岁，但却早几年混社会，如今，他的身份是大工，薪水是安九的两倍。他愿意照顾安九，让安九觉得自己离他们这个团体不是很远。出门之前，安九很担心会被他们孤立。其一是因为小工的身份，其二还是因为安九些许的虚荣。要知道，半年之前，安九还是一家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今天，安九却要重头开始。
得了小鸭的关注，让安九觉得自己不该那么矫情，终于止住了想呕吐的念头，先闭上眼睛，让耳朵去适应人群涌动的轰鸣，再慢慢睁开双眼，从天上往下看，天空、楼房、汽车、广告牌、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人。耳朵里听到的也全是北京话……是的，安九到了首都。不知不觉中，安九就到了这个地方。天安门在哪里呢？毛主席像在哪里可以看到？安九会见到奔驰车吗？好多疑问在瞬间蹦出，随着安九的目光在寻找答案。
但是他们不敢随意走动。他们得窝在这个地方，等一部车子来接他们去目的地。他们一起大概八九个人，三四个中年人带着四五个年轻人，呆站在广场上，围成一圈，圈中间是行李，看上去就像一群战士守卫着他们的阵地那样。
工头终于出现，一个邻村的年轻人，看上去比安九大不了多少，据说也是做小工出身，这多少让安九找到了一点平衡。一路上，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大声谈着路上的见闻，无非是一些惊奇、失落和愤怒。也有一些跑题的说话，譬如将来发财之后要如何如何等，都随着离工地越来越近，而变得没有激情，描述也非常缺乏想象力。
工地缺人，工头用红烧肉和啤酒来欢迎他们。他说，今晚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带队大叔自然是满口感谢。与安九曾幻想过的大块喝酒和大块吃肉的江湖潇洒不同，安九只吃了一块红烧肉，便觉得嗓子口发痒，立即止住了这顿丰盛的夜宴。随后，安九在工地的一侧，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妈妈报个平安。打电话的时候，安九没有哭。
安九很久没有哭了。安九小时候可是一个爱哭的男孩。11岁的时候离开爸爸妈妈去姑姑家借读，之后就染上了爱哭的毛病，那是因为时常觉得委屈，一个人会对镜自怜，心生悲伤。渐渐有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性格。于是更加的受不得一点委屈，经常准备着泪水，来应对下一个人的责难。多亏了这个毛病，安九终于在13岁的时候，结束了借读生涯，回到了家，和两个妹妹团聚。说来也奇怪，自那以后，安九又似乎忘记了哭是怎么一回事了。
是的，那天安九给妈妈打完电话之后，安九真的没有哭。对于一个22岁的男人来说，本是一件真正应该的事情，安九却拿来反复强调，似乎有点无趣。但真就是这样，往后的年月当中，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人看见安九哭过。
这拨来自安徽乡下的施工队来这里的唯一任务就是将这个工地里已经建成的几栋住宅楼完成毛胚装饰。具体来说，就是用水泥、石灰将房子内部的墙面、天花及地面弄平整。要知道，在乡下，这已经算是比较隆重的装潢了。在农村见到的新房子，大多数都可以看到裸露在外的红砖、水泥块、甚至还有生了绣的钢筋骄傲的戳立着，似乎是为了证明此建筑用料的货真价实。内饰更是无从谈起。有的人家有窗户但是没玻璃，最后不得不找些红砖一砌了事。在他们看来，城里人确实很有钱，住这样高的房子，还要将内饰弄的那么平整，确实很是羡慕（那个时候安九并不知道，这仅仅只是毛胚房，等用户买房之后，还会在做精装修）。
当天晚上，他们就分到了各自的行头：一副手套和一双胶鞋。因为天气还有点热，工头另外给每人还配了一付凉席和一顶蚊帐。安九已经记不起来自己被分在哪个角落，只知道这拨人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大概有30平米左右大。大家将凉席铺在地上，等到凉席全部铺满的时候，只留了一条可以进出的路来。这让安九想起了电视剧《霍元甲》里的场景。一群师兄弟在早间被师父用鞭子鞭起练功。很明显，安九没有想起他还知道的包身工或者周扒皮之类的残酷剥削情境，却用勤奋劳作做替代，这多少也是一种善良，用来掩饰或麻痹他们无助无力的内心。
第二天一早6点钟不到，安九被叫醒。带队大叔说，你是小工，需要提前半个小时起来，将大工需要的工具家伙什送到工地上。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直接被上岗了。安九的第一次小工生涯，源自这个9月的早晨，那天，安九的眼角带着眼屎，却满含希望。
为了避开别人的谈论，安九没有带上眼镜。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工作，似乎与眼镜这种东西没有多大关系。好在他们工作的场地大概不过100平米。大工们占领各自的位置，往墙上涂泥，用一种叫做刮子的工具用力刮着。安九的工作就是将从楼下吊起的运泥车推进这个小工地，将一车泥卸倒在地上，再将泥车送出去。回来之后，往自己所服务的大工泥桶里及时添加泥浆就好了。
这拨人一共有两个小工，安九是新手，带队大叔让安九只要服务其中的三个大工就好。这也算是特殊照顾吧。可是令安九恐惧的是，这三个大工都是年轻人，荷尔蒙在他们身上转换成了无限的工作能量。一天下来，他们几乎干掉了四分之三的工作。
在身体上，安九本不吃亏。这些简单的劳作，让安九想起了夏天在家里收获油菜的情景：来回走动着搬送菜籽杆，父亲在菜籽杆上用力踩踏，黑黑发亮的小菜籽滚落到铺在地上的床单上，等一拨结束，爸爸妈妈就会收拾掉踩的雪白的菜籽杆，将散落到床单上的油菜籽圈在一起，倒入蛇皮袋里，之后，再铺开床单，开始下一拨劳作。
与收油菜籽不同的是，水泥完全没有生气。涂在墙上也显不出任何精神。这些涂墙的小伙子们也都在拼着命的比快，安九直到现在也没有想通他们为何那么着急着把事情做完，却不讲求平衡。安九在为他们的泥桶里添泥的时候，安九就在想，其实跟父亲在一起做事还是很轻松的。至少，在精力上他比父亲更有优势。
下工之后，安九随便吃了几口饭，就准备睡觉。可是挣扎着始终睡不着。等到工友们都睡着之后，安九又睁开眼睛，窗外是天津的夜空，同样的月朦朦。不知道今晚，爸爸妈妈、外婆、还有亲爱的妹妹们会在想什么呢？